如何想象自由, 民主和革命：现代小说中的社会矛盾和审美观
王汝杰，伍斯特学院中文部
我们今天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作何感想也影响到我们的历史观。如果我们对今天的后社会主义时代很满意，那么毛泽东时代，乃至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就会显得是多余的。但如果我们不满意当今社会中出现的贫富差异，那么社会主义时期，甚至土改、打土豪分田地、镇反、文革等政治事件就成了有参考价值的历史教训。也就是说，我们对过去的看法是跟我们今天搞改革开放，对自由民主的想象和追求是密切相关的。我们对自由民主的理解其实也是一种审美观。在许多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小说家已经从多方面替我们翻译，演示过这些外来的政治理念，使我们对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社会实践有了不同的观察视角。正如黑格尔所说的，人的道德伦理和审美观常常是分不开的，甚至就是一回事。那么从这些文学作品中我们受到了哪些影响，得到了哪些启示呢？一个真正的公正社会究竟是什么样的呢？自由、民主、人权、还有革命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在什么条件下才会产生出一个公正的社会呢？
今天我想重温几篇大家熟悉的文学作品，跟大家商榷它们在当下的意义，同时也想追述一下我们自己通过文学艺术来认识自由、民主和解放的历程。看看我们对这些普世价值的认知有没有深化，对“现代化”和“社会进步”等启蒙运动的概念是否有新的解读。重读一些有影响力的作品也是为了看出对民主和革命的不同的设想方式。由于时间关系，我想把我的切入点放在性质不同的两类想像方式和审美观上，尽管它们并不一定是互不相容，非此即彼。这种不同也不就一个人，一个文学流派，或者一个历史时期而言，因为人可以变化；历史阶段的焦注点也不是一
刀齐的。一种模式是汉娜.阿伦特在《论革命》一书中叫做法国革命的模式，即把革命想象成为实现个人解放，为劳苦大众脱贫的途径和手段；而另外一种模式则是美国革命的模式，把个人的自由和解放同极权专治和暴政对立起来，但并不牵扯到阶级斗争与经济剥削和压迫。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这些对社会进步、人类解放的设想在特点上都有其全球性，是中国和西方政治家、文学家和思想家所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或者智力障碍。就像今天所谓的新左派与自由派之争，绝不是一个中国思想史上的独立现象。
法兰西革命把几千人送上了断头台，这是因为这种对自由民主的想象牵扯到剥夺另一部分人的自由和人权。它的血雨腥风和红色恐怖不但是一种政治行为，也是一种对革命暴力的想象。就连美国总统杰弗逊也说过，“自由之树是用爱国者和暴君的鲜血浇灌出来的”。美国文豪马克吐温也对法国革命中的暴力和血腥表示理解和道义上的支持，觉得把贵族皇室推上断头台是达到自由、平等、博爱的必要手段。他说，“如果我们认真想一想就会知道，实际上有两种恐惧。一种是充满激情热血的杀戮，另一种是无人性的冷血杀戮；一种仅仅持续几个月，另一种延续上千年；一种让上千人送命，另一种使上亿人丧生。我们常常为了那种暂时的，小规模的恐惧所震惊和颤抖。但是砍头丧命的恐惧怎么能跟被饥饿，侮辱，残酷和心碎折磨一生而死的恐惧相比呢？被雷电突然击死怎么能跟在脚手架上被慢慢烧死相比呢？一个城市的公墓放得下短暂恐惧的棺材，我们被谆谆教导去对此表示震惊和哀悼；但是整个法国都放不下被冷血恐惧填满的棺材，那种不为人知的、无法诉说的、泛滥天下的、更值得我们同情的恐惧。” 马克吐温的这种艺术想象力跟很多中国革命家和艺术家对自由和暴力的想象非常相似。
在中国的土地革命期间有将近一百万地主被想象成为南霸天、黄世仁那样的恶霸而遭到清算。也就是说革命文艺在形式和逻辑上属于一个更完整的政治思想体系。在他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高度提倡阶级斗争的理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因此在他们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 … 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阶级使社会分化为许多对立体，阶级消灭后，那时就有了整个的人类之爱，但是现在还没有。我们不能爱敌人，不能爱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些东西。” 毛泽东对中国民主的设想没有因为它有杀伤力而削弱了它的感召力。这种对个人自由和暴力革命的想象是全球性的，历史悠久。
美国记者韩丁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改比作美国废奴的南北内战，在他写的《翻身》一书中他高度地肯定了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成绩。 “在每个革命中都会出现新词。中国革命则创造了一个完整的词汇表，其中最重要的字是翻身。它的意思是把身体翻转过来。对于中国几亿缺地少地的穷苦农民来说，翻身意味着站立起来，推翻地主的盘剥，取得土地，牲畜，生产资料，和住房。它还有更多的含义，这包括破除迷信，学习科学，扫盲，争取男女平等，罢免地方官吏，民主选举乡政府。它代表进入一个新世界”。作为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土改的历史见证人，韩丁当然会同意中国左翼作家对人权，自由，解放的解释和艺术展现。他所看到的，或者他以为他看到的，是千千万万的喜儿、吴琼花、大春、杨白劳，赵光腚从一个不公正的经济制度下被解放出来，通过土地革命得到了自由，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有了做人的起码的尊严。
所以我们今天在中国对自由、民主、革命的想象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在延续过去人们对这些问题的考量。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也都得拿出足够的勇气和丰富的想象力去探讨认识这些人类的终极问题。不管是把政治革命和阶级斗争想象成是人类对自由民主的向往，还是把社会制度，新的还是老的，想象成为是对自由民主的威胁，限制，和约束，文学艺术为这些政治想象提供了一个平台。中国社会之所以在20世纪有如此之大的变化就是因为大家对自由民主的集体想象。 这种集体想象已经在现代文学中活跃了一个世纪之久。
早在五四时期，描写中国社会危机，提倡自由解放的作品比比皆是。因为中国现代史跟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不可分割的，作者常常把个人人格的沦丧和行动自由的缺失跟阶级和种族之间的尖锐矛盾联系起来，提倡一种积极的自由，强调反帝、新民和革命。但这些著作真正的意义，对我来说，还在于它们对读者思想的启示，加深读者的民族意识和革命的意识。比如，郁达夫的《沉沦》反映了作者的一些感想，引导读者去把没有个人尊严的私生活与中国沦陷为半殖民地的事实联系在一起，“祖国啊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很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虽然作者用了很大的篇幅去描写自己内心的苦闷，很明显作者是要大家在国家民族危亡的大框架里去反思个人的不幸。
茅盾的《春蚕》，《林家铺子》和《子夜》等作品更系统地把欧洲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历史观作为想像中国民主革命进程的背景，非常熟练地将不幸的个人遭遇与不可抗拒的历史必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也把个人的自由解放和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独立斗争重叠在一起。这种在文艺中对自由民主和解放的想像从很大程度上无疑地是受到西方革命的影响，具体说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把个人的命运，特别是老百姓的贫困同阶级和民族矛盾融合在一起。茅盾所展现的是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如何通过资本主义全球化剥削和压迫中国的大众。他所提倡的是民族革命和阶级斗争。
萧红的《手》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故事里的女主人公王亚明，就像学者杨雄林在他的文章里分析的，得从符号学角度去理解；也就是说她和她那双黑手是一种阶级压迫的符号和象征，在这所教会学校里，因为她是从下层人家庭来的受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歧视和排斥。这种对阶级矛盾和社会公正的想象对整个一代从“解放后”长大的人来说简直是太熟悉了。 我们曾经生活在这些符号中。《白毛女》里头的喜儿，《红色娘子军》里头的吴琼花都是被压迫的符号，是革命的象征。红色经典系列的艺术核心就是这种对解放、自由、民主和革命的想象，把个人看作是一种不公正社会和经济制度的牺牲品，把暴力革命看作是达到自由和民主的有效途径。
现在让我再谈谈另外一种对自由民主的想象，它在本质上与前者非常不同, 但也是一种艺术审美观和神话，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在《沙菲女士的日记》的结尾，肺痨缠身的莎菲感到生活在一个保守的封建文化里就像活活地被钉死在棺材里。她觉得她没有自由，在一个男权社会作女人没有人格。她迷茫但是她并不脆弱。“总之，我是给我自己糟踏了，凡一个人的仇敌就是自己，我的天，这有什么法子去报复而偿还一切的损失？ 好在在这宇宙间，我的生命只是我自己的玩品，我已浪费得尽够了，那末因这一番经历而使我更陷到极深的悲境里去，似乎也不成一个重大的事件。但是我不愿留在北京，我决计搭车南下，在无人认识的地方，浪费我生命的余剩；因此我的心从伤痛中又兴奋起来，我狂笑的怜惜自己：“悄悄的活下来，悄悄的死去，啊！我可怜你，莎菲！” 沙菲身上有一种贵族的气概。她并没有去投奔延安，参加推翻统治阶级的暴力革命，像《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贞贞，用革命把自己的不幸洗清。莎菲代表了一种消极的自由，希望不受世俗的约束和摆布。
巴金《家》中的高觉慧，跟他的创作者一样都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也很迷茫，对自己的封建家庭深恶痛绝，对社会改革的态度非常积极，但对革命的理论却没有清醒的认识。他所代表的也是一种消极的自由，决定背叛自己的家庭，去上海，在自我流放中重新找到自己。《家》帮助读者反思封建文化与传统价值观，但并没有说明革命和阶级斗争会怎样使个人得到自我解放。这是因为虽然巴金留学法国，但他对自由、平等的想象更多的还是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是不要政府，而不是寄希望于一个新政权。
更典型的例子还有沈从文的《萧萧》；作者把女主人公和她的个人不幸放到一种原始的天真和无知中去。这种原始主义的审美观使读者认识到萧萧的无知也是她重生和幸存下来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人类的不幸、不公平是人性本身的产物；剥夺他人政治权力的暴力革命和理性的社会进步并不能从根本上铲除萧萧的悲惨命运。
张爱玲的《七巧》写的也是一个非常不幸的女子；她的不幸之所以深沉和久远虽然与封建文化有着直接的关系，但作者并没有公式化地把她简单地描写成一个传统的牺牲品。这不是一个提倡女权主义，妇女解放的作品。七巧的悲剧反映的首先是张爱玲作为一个女作家对女性和人性的深刻观察。没有一种制度，一个革命能救七巧，因为她的不幸就是她对制度与权力追求的结果；她选择嫁给金钱和特权，因此失去了个人的幸福。因此，这个故事不是一个女人或者中国人的悲剧，而是全人类的悲剧。
师陀在他的短篇《一吻》中也谈到妇女在中国社会中如何缺乏自由和平等，但对作者来讲大刘姐希望与虎头鱼自由恋爱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觉。在这个故事中的自由恋爱比鲁迅《伤逝》里子君和捐生所经历的“解放”更要虚无缥缈。在这些作品中，人的不自由跟文化的不开明和权利对人的压抑有关，与经济变革和共产主义革命无关。
对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学说的反思在文革后的优秀作品中慢慢占主导地位。 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古华的《芙蓉镇》，或者余华的《活着》这一类的作品开始对民主革命进行重新想象和评价。在《芙蓉镇》结束时，秦书田说,“如今哪个大城小镇，没有几个疯子在游荡，叫喊？他们是一个可悲可叹的时代的尾音”。他的话也是针对一种文学想象和审美观而言的。这种审美观曾经把整整一个时代描写的可歌可泣。但后来人们逐渐的意识到通过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所迎来的解放和社会进步往往把人处于一个更受压抑，更不自由的地位。
这后一种对个人自由和解放的想象也不是只在中国现代思想史和艺术史上才有的。英国作家劳伦斯对上个世纪全球的民主革命以及整个基督教在西方的世俗化有着非常激进的看法，认为暴力革命和宗教的世俗化运动都是一种弱者政治的表现。真正的强者所遵循的原则是爱和自我牺牲，而弱者用一种虚伪的谦卑自我炫耀。他们出于恐惧把自己组织起来用暴力推翻统治阶级以及他们所代表的灿烂的传统文化，然后推行他们自己的暴政。在他去世前发表的最后一本书《启示录》中，劳伦斯指出：“我们必须承认，人类分为贵族与民主派两大阵营。我们现在所说的不是政党，而是人性的两面：那些精神意志坚强的，和那些精神意志薄弱的。 … 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变成有双重性。意志坚强的人的宗教让他们抛开世俗，与人为善；而意志薄弱的人的宗教则教他们打倒权威推翻强势，让穷人称雄。因为世界上的弱者总是比强者多，第二类型的基督教已经和将会获胜。如果弱者不被统治，他们就会要统治，就这么简单。他们的统治就是打倒强者。他们的意志是摧毁一切权利，从而撺掇了最高的权利。这并不是基督的教诲，但是在广大的弱者头脑里，这不可避免地变成了祂说话的含义。上帝基督教导大家在无私的兄弟之爱中寻找解脱，这一点只有强者才懂得。正是因为如此，数量众多的弱者的团体能够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所以基督教势力的用心是反社会的，甚至是反人性的，从刚开始就暴露出一种需要摧毁世界和人类的迫不及待的冲动。当他们不能实现这一点时，这种念头就变成了一个想要摧毁一切技能、显贵和人类辉煌的文化成果的决心，仅仅保留一些圣人可以违抗权利，那最终极的权利。社会是反人性的，也是很危险的因为那些冷血的独裁者。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像瑞士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国家还能响应英雄和真正贵族的召唤，像林肯，浑身上下充满了贵族的气质。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一个民主政体中对英雄和贵族的召唤反应越来越弱。所有历史都证明这一点。到后来人们对正义的号召有一种刻骨的仇恨。集体的意愿屈服于庸俗和低级的渴望。这就是邪恶，这就是为什么庸俗不堪的政治家会成功。勇敢者的结交产生贵族；弱者的云集所产生的则是一个这也不准，那也不准的民主。这样，原来很神圣的“人民的意愿”就开始变得比一个独裁者的统治更盲目，更下流，更危险和不尽人意。当人民的意愿变成了一群懦夫弱点的总和时，我们就该分道扬镳了。
很多人成为社会主义者是因为一种对权利的贪婪。这种贪欲是邪恶的，致命的，是仇恨的一种可怕的表现形式。列宁充满了纯粹的恨。其他的布尔什维克还不是完全的恨。这是因为人性被权利搞的变态了。列宁是行动的诗人，就像雪莱是文字的诗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俄罗斯老百姓的上帝，他们崇拜他是对的，“请把我们今天的口粮分给我们吧”。列宁也积极地为他们提供面包；有的时候甚至连这一点他都做不到。理论中的爱在实践中变成了恨。
劳伦斯对民主文化、大众文化的态度虽然是反动的，但他的看法却为我们今天重读现代中国文学中的一些重要作品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艺术欣赏角度。这并不一笔勾销掉文艺工作者对自由民主曾经做出的种种描述。这种保守的态度使我们想象出在推动民族解放，政治平等，和社会改革的过程中中国人民所付出的代价。对中国革命存在过很多种想象方法，有的人把它想象成为是一种实现民族独立，社会公正，为民脱贫的手段；有的人把它想象成为思想自由和社会民主的途径。早期的郁达夫、巴金、张爱玲、沈从文，师陀，或者鲁迅、丁玲和萧红首先让读者意识到这片精神空间的存在。而茅盾，毛泽东，梁斌、周立波、罗广斌、杨沫等红色经典作家却积极地把这种艺术想象在社会的其他领域里激活，把自由的思想空间又填满了新的内容，使它变成新的精神桎梏的框架。究竟这里谁是劳伦斯所说的强者或者精神贵族，谁是弱者或者民主派，谁因为无私的爱而得到自我解放，谁因为阶级仇恨而成了权力的奴隶，恐怕并不太重要。这只不过是劳伦斯个人对艺术和政治的看法。重要的是认清艺术和政治的关系。爱和恨，自由与压迫，如果没有想象，都不可能影响和改变社会和我们的精神生活。